我已向队里递了申请，想调去县农科所。那里有试验田，有新稻种，有你爱读的《作物栽培学》。若成了，我每月回来一次，带你去看新品种抽穗。若不成……我也不会走远。青芦田的泥，我认得每一道纹路。你的脚印，我数过三次——左深右浅，步幅四十三厘米。你走过的地方，我必踏足。
沈砚之 字”
阿沅。
我屏住呼吸，手指抚过“阿沅”二字。这名字像一枚温润的玉石，贴着指尖，沁出微凉的暖意。是谁？是照片上少年心尖上的人？她后来来了吗？她看见这些信了吗？
我急急翻到第二封，日期是1976年6月15日。
“阿沅：
农科所的批复下来了，是‘暂缓’。队长说，眼下青芦田正缺人手，新修的水渠要验收，老牛病了，秧苗又闹虫。我答应留下。你莫笑我迂，阿沅。土地不等人。人可以等，田不能等。一季稻，错过就是一年。而一年，足够长出一茬新芦苇，也足够让一个人，把另一个人的名字，在心里刻得更深些。
今晨在田里捉虫，指甲缝里全是泥。我洗干净后，对着阳光看，那泥垢的纹路，竟像极了你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小痣的形状。你说怪不怪？
沈砚之 字”
我下意识抬起自己的左手，无名指根部，果然有一颗浅褐色的小痣，米粒大小，圆润，安静。像一枚被时光遗忘的印章。
心口猛地一缩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。
第三封，1976年7月3日。
“阿沅：
你寄来的《作物栽培学》收到了。书页边角卷了，是你翻过很多遍的痕迹。我在‘水稻需肥规律’那章空白处，画了一株稻穗。穗子饱满，弯着腰，像在鞠躬。你若见了，定要说，这穗子太谦卑，该挺直些才好。可阿沅，你看田里真正的稻子，哪一株不是弯着腰的？它弯腰，是为承住谷粒的重量；人弯腰，是为靠近土地，靠近你。
今晚有星。我躺在青芦田埂上，数了七十三颗。最亮那颗，我指给你看过的，叫‘织女’。你说，牛郎和织女，一年只相见一次，却守着银河，从不移开目光。我问你，若银河是青芦田的水渠，你是织女，我是牛郎，你愿不愿，每年七月七，来田埂上，看我修渠？
沈砚之 字”
我喉头发紧，几乎喘不上气。窗外雨声渐歇，檐滴声清晰起来，嗒、嗒、嗒……像当年表叔数日子的声音，也像此刻我胸腔里失控的鼓点。
第四封，1976年8月12日。
“阿沅：
水渠通了。清水哗啦啦流进田里，像一条银带子。我站在渠首，看水漫过新翻的泥土，听它咕嘟咕嘟喝饱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希望，就是看着干渴的土地，终于被水温柔覆盖。
可阿沅，我的水渠通了，你的信，却断了。邮站的人说，你寄出的信，地址写的是‘青芦村沈砚之收’，可村里，没有沈砚之这个人。他们问我，是不是记错了名字？我说，没有。沈砚之，沈是三点水的沈，砚是砚台的砚，之是之乎者也的之。
他们摇头，说查无此人。
阿沅，你在哪里？你写的地址，为何不是青芦田？为何不是我每日站立的田埂？你忘了，我告诉过你，我所有的地址，就是青芦田的泥土。我的名字，就刻在这片土地的年轮里。
沈砚之 字”
第五封，1976年9月1日。
“阿沅：
我去县城找了。去了邮局，去了师范学校，去了你从前住过的巷子。门牌号还在，可那扇漆皮剥落的绿门，换了主人。一个老太太说，姓周的人家，三年前就搬走了，女儿……好像去了南方，说是要考大学。
我站在那扇绿门前，站了很久。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伸到对面墙上，像一道干涸的河床。
回来的路上，我经过青芦田。芦苇已高过人头，风过时，沙沙声如潮。我忽然蹲下去，用手指，在湿润的田埂上，一笔一划，写下你的名字。
周沅。
写完，我久久不动。直到一只蜻蜓飞来，停在我写下的‘沅’字最后一捺上，翅膀透明，在夕照里泛着微光。它停了足足半分钟，才振翅飞走。那一捺，被它薄翼压出的微痕，竟比我的指印，更久地留在了泥上。
阿沅，若你终不归来，这名字，就让它长在田埂上吧。长成一株草，一茎芦苇，或一粒被鸟雀衔走的种子。
沈砚之 字”
第六封，也是最后一封，日期是1976年10月10日。纸页最下方，墨迹明显滞涩，像是笔尖被什么堵住，又或是握笔的手抖得厉害。
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