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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盯着他低垂的眉骨，忽然开口：“林砚，你以后……真要去省城？”
他动作顿了顿，没抬头：“农科院招人，笔试过了。”
“那……还回来吗？”
雪落在他睫毛上，化成细小的水珠。他终于抬眼，目光沉静，像雪后初晴的坳底潭水：“阿沅，土地不会走。人走了，脚印还在。只要脚印还在，我就算在千里之外，也是青芦坳的人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脸埋进搪瓷缸升腾的热气里，任那辛辣的暖意糊住眼睛。
第二年开春，他果然走了。走那天我没去送，独自去了晒谷场。场边那排老槐刚抽新芽，嫩绿怯生生的。我坐在他常坐的位置，掏出蓝布面笔记本，翻到空白页，用铅笔写：
【今日，林砚离坳。
晨雾未散，他背影融进山口白霭里，像一滴墨坠入清水，无声无痕。
可我知道，他带走的，不过是行李；
留下的是：
三月二十一日，东垄油菜初花，蝶少，蜂多；
四月初七，西沟渠水位涨至第三道石阶；
还有，他教我辨认的，每一粒稻种腹白的弧度。
——沅】
我合上本子，听见身后传来窸窣声。回头，是村里的老牛倌，牵着牛慢慢踱过来，烟斗明明灭灭。“丫头，”他吐出一口白气，“砚娃子临走前，托我把这个给你。”他递来一只粗陶小罐，封口用蜡泥严严实实糊着。我抠开蜡泥，掀开盖子——里面不是药，不是糖，是一小撮泥土，深褐近黑，湿润，泛着微光，混着几星细碎的稻壳与半粒干瘪的豆子。
牛倌咂咂嘴：“他说，这是他屋后槐树根下挖的，‘阿沅认得这土味’。”
我捏起一撮，凑近鼻端。是熟悉的腥甜，混着腐叶微酸、新翻泥土的厚实，还有……一丝极淡的、属于槐树根须渗出的清苦。我闭上眼，仿佛又看见他蹲在树下，铁锹轻叩泥土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叩问大地深处某个隐秘的约定。
那年夏天格外长。我留在坳里，跟着农技站来的技术员学测土配方、看墒情、记物候。夜里灯下，我总摊开那本蓝布面笔记，在他写过的字句旁，添上自己的观察：某日雨前蚂蚁搬家的方向、某块田埂蚁穴坍塌预示的旱情、某株野苋菜叶片反卷的时辰……字迹渐渐由稚嫩变得笃定，像新秧扎下根须，一寸寸向黑暗里伸展。
第二年腊月，我收到一封信。信封是素白的，没贴邮票，是托回乡探亲的司机捎来的。信纸薄而脆，字迹比从前更瘦劲，却依旧一笔一划，力透纸背：
【阿沅：
省城冬冷，无雪，只有灰蒙蒙的雾，罩着高楼，也罩着人。
昨夜整理标本，翻出一包青芦坳的稻种，壳色微泛青灰，是去年秋收时你亲手选的。我把它种在实验室窗台小盆里，浇的是蒸馏水，光照恒定，温度精准。可它迟迟不萌，土面光洁如镜。
今早，我撬开盆底，倒出那层精心配比的营养土，换上从老家带来的——就是你罐子里那撮。只一夜，三粒胚芽顶破土皮，弯着腰，怯生生地绿。
原来有些事，非得回到原点，才肯破土。
——砚】
信末没落日期，只画了一小片田埂，田埂上并排两个脚印，一大一小，深深浅浅，延伸向纸页尽头。
我捏着信，在灯下坐到天明。窗外，青芦坳的雪正静静落下，覆盖了所有旧痕，又悄然为来春伏下伏笔。
三年后，我考上了省农大的函授班。每月一次，坐四个小时绿皮火车去省城上课。第一次下车，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出站口，人潮汹涌，霓虹刺眼。我茫然四顾，直到听见一声清越的哨音——短促，利落，像当年他唤我追上奔跑的牛犊。
我猛地转身。
他站在十步开外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，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银杏叶胸针——那是青芦坳特有的树种，秋深时，满山金黄。他没笑，只是看着我，目光沉静，像久旱后终于等来第一滴雨的田地。
“沈沅同学，”他开口，声音比记忆里更低沉，却依旧清晰，“农大东门斜对面，有家‘禾下’面馆。老板姓陈，老家青芦坳。他说，你该尝尝他新试的‘稻香面’——用坳里新碾的糙米粉和的面，汤底是晒干的稻秆熬的。”
我鼻子一酸，提着箱子朝他走过去。皮箱轮子碾过水泥地，发出单调的声响。走到他面前，我仰起脸，认真问：“林砚同志，你这算……接站？”
他喉结动了动，终于弯起眼角：“不算。是……验收。”
“验收什么？”
“验收你带出来的脚印，有没有在省城的水泥地上，踩出青芦坳的泥味。”
我笑了，把行李箱交到他手里，自己空出手，轻轻拍了拍他工装肩